左八字人格探析
左的挽联内容颇为谦逊诚恳，落款的“晚生”已经给了逝者面子，这让曾家悬了多日的心终于落在了原处。
曾国藩和左是晚清历史上绕不过去的名字。两人都是湖南老乡，年龄相仿。他们对左是比较体谅和支持的，但不知什么原因，两位政府官员突然反目成仇，交恶直至老死。
如今斯人已逝，如果左借此机会在最后的对联中释放出一些不和谐的信息，那么曾家就有些丢脸了。
但此时，似乎之前的担心不仅多余，还有些“以小人之心，君子之腹。”左虽然性格暴戾，但毕竟光明磊落，“死人最大”的人情世故更是昭然若揭。“曾左失和”随着曾国藩的去世已经成为过去。
但清末两大“国之栋梁”之间的恩怨，究竟是君子和而不同，还是其中暗藏玄机，引起了后人的诸多遐想和揣测。
1811年165438+10月26日，曾国藩出生于湖南湘乡，一年后，1812年65438+10月10日，左出生于。
湘乡和湘阴，相隔不过百里，清代属长沙府。从这个意义上说，当时应该算是同根同源的长沙老乡。
虽然两人年龄非常接近，而且曾佐都在晚清四大名臣之列，后期成就几乎不分伯仲，但实际上两人的成长经历和人生经历却大相径庭。
曾国藩，从16岁到23岁，通过了七次“县试”，才得以获得奖学金。从这段经历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曾绝不是一个有才能的人，他后来在科举考试中的成功完全是由于勤奋。
同时，六郡考试的失败会给人的精神和心理带来极大的打击，但曾国藩仍能坚持下来，可见其毅力之大。
要知道，建立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第三次造反是在金田。
经历了坎坷的县试，曾国藩的成名之路突然变得平坦起来。经省考，考上道光十八年(1838)高中。
虽然与胡林翼、李鸿章相比，《致公党》中年仅28岁的曾国藩大器晚成了一点，三强第42名的排名也不是特别理想。
然而，与左相比，历经波折而最终摘得桂冠的曾国藩无疑要幸运得多。
左在科举考试中一帆风顺。道光十二年(1832)，二十出头的左第一次参加湖南乡试。虽然当时没有考上，但通过“寻遗”后，他有幸当上了陪审员。
只是乡试后的“意外之喜”，似乎把左科举的好运气都花光了，可惜在接下来的三次考试中全部落榜。
后来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左参军，未能继续参加考试。所以，纵观他的一生，对于举人来说，不过是奠基而已。
虽然后来官员崇政，成为极其重要的官员，但在重视“出身”和“正道”的清代官场，左以“非士”的身份入仕并不尽如人意，也可以说是左内心难以摆脱的。
科举的成败决定了他们仕途的不同。曾国藩殿试之后进入翰林，之后稳步升迁。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经是礼部右侍郎。
但直到1852，左因太平天国起义，进入湖南巡抚张幕府，才勉强当上了政府工作人员。
一个在天子脚下勤勤恳恳做官，一个在湖南老家开图书馆教书。如果没有那场席卷大江南北的农民起义，即便曾佐夫妇晚年有过交集，恐怕也是匆匆而过。
1852年期间，太平军如日中天，从广西北上至湖南，围攻省会长沙。在胡林翼的推荐下，左成为湖南巡抚张的客人。
看到绿营士兵在剿灭太平军的过程中完全狼狈不堪，没有用武之地，咸丰帝只能寄希望于地方官员和富绅自己组建地方武装，组建团来抵抗“土匪”。
1853年初，因母亲“丁酉”而返乡的曾国藩，也奉命在湖南招募乡村义勇军，监督勇团。
从此，出身平民的曾国藩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军旅生涯，并在他的指挥下，在三湘大地上诞生了中国近代著名的军队——湘军。
此时，两大巨头虽聚首湖南，但并未相遇，人生道路尚未交叉。
曾国藩在湖南长沙筹备湘军，与地方官绅相处不好。不仅因为乱杀而得了“剃过光头”的外号，还被迫避开衡阳发展。
1854年，羽翼未丰的湘军在长沙第一次遇到了宿敌太平军。结果主帅曾国藩出师不利，在井冈水战中惨败，甚至自取其辱。
湘军的历史本该在1854年戛然而止，要不是另辟蹊径，湘军在猛将塔齐布的指挥下，在湘潭大获全胜，击溃了林率领的太平军主力。
左果然繁华。在两湖总督张和罗的庇护下，他受到了极大的礼遇和信任。尤其是罗，几乎把湖南所有的军政大权都托付给他。可见，左虽不能八股，却是一个济世济世的人才。
但也正是因为傅太大人的重用，使得在湖南官场几乎独来独往的左因为脾气桀骜不驯而越发嚣张。最后在1859年弹劾永州镇连长谢帆案，惹怒了当时湖广总督的公文，差点把自己害死。
在案中，左在罗、胡林翼等人的极力斡旋下，终于化险为夷，但却颜面尽失，最终离开了湖南巡抚衙门。
左在危难之际，意外接到清廷的圣旨，命其协助曾国藩军务。
曾国藩在左人生最低谷的时候向他伸出了橄榄枝，左后来在曾国藩的鼓动下组建了楚军。
从此两人并肩作战，左没有辜负曾国藩的信任。他在江西景德镇以及后来的浙江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曾国藩一路举荐他，使左一路高升，直至在政府任职。从1859年左受曾国藩指挥，到1864年湘军攻陷天京，这段时间应该是曾作人一生中最和谐愉快的蜜月期。
可以说，两人的友谊经历了枪林弹雨的考验，曾国藩对左更多的是支持甚至是再造。在这个前提下，两人的关系也不是牢不可破，至少不应该发展到老死不相往来的地步。
但事情往往就是在这种意料之外的奇怪。
1864，19年7月，湘军攻陷天京，破城之日，曾国荃箕子大营众将忙着烧杀抢掠，放松了对太平军残部的追击和城门的防范。忠君李秀成趁次日清晨混乱之际，护送年轻的国王洪天贵福逃离了战火纷飞的天京。
虽然太平天国都城被攻破，但由于人为的疏忽和懈怠，这样的重要人物得以逃脱，这无疑是曾国藩、兄弟和项的重大失职。
曾国藩组织部队追赶，同时为了掩盖太平军逃跑的事实，在给朝廷的奏折中谎称“城破后，伪少爷在宫中积薪自焚。”
但巧合的是，幼王一行逃跑的方向是南至湖州，而浙江正是左的楚军的防区。通过收集逃离天京的流民提供的信息，结合与湖州太平军的战斗，左得到了可靠的信息，即不但没有死，还从天京南下，此时被湖州的封王黄迎入城内。
左在没有通知曾国藩的情况下，向朝廷详细报告了自己的情况。
左的奏请，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项玩忽职守，放过了“罪魁祸首”。它已经错了。曾国藩事后捏造事实，企图欲盖弥彰，更有欺君之罪。
左恶毒地揭发检举，使曾国藩大为恼火，于是他作了针锋相对的奏折。
首先，还活着，项的统帅自然知道这一点。这是不可否认的。曾国藩指责左夸大事实，说由于当日部队正在进行激烈的巷战，无法分散注意力，死守城门，确实导致了一小撮“余逆”的出现，但从来没有左所指的几千人。
话锋一转，马上把矛头对准了在光复杭的战事，导致“伪康王，伪听王二十万人，全部逃走”，一时“未能得到纠正”。这次逃了几百人，也应该暂停参加。”
不得不说，在官场摸爬滚打多年的曾国藩，面对突发事件还是保持了相当的冷静。虽然事实都摆在那里，很难辩驳，但是他的手法和规避功夫确实不错。
左一根筋的脾气也上来了，仿佛不彻底面对曾国藩就绝不罢休，并反驳说“南京被项包围”，无法阻止突围；杭、俞始终不能合围，故引、出逃。"
而且左还指出，曾国藩在南京是故意隐瞒少爷出逃，而杭州的王、康王出逃，他们都在奏折中第一时间如实向朝廷报告。如果你想纠正它，你必须给我一个理由，对不对？
看到两位重要的大臣互相生气，越来越严重了。为了避免矛盾进一步扩大，中央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以“朝廷一心为臣，不想过问细枝末节”为由，成为和事佬，控诉曾佐，希望两人能忘记过去，同心协力。
在成功的关键时刻，曾国藩与左因“幼王”的去向而反目成仇，这是他们交恶过程中有据可查、具有代表性的事件。
这件事之后，两人的关系迅速跌至冰点，直到八年没有消息。
但在这次纠纷之前，两人的关系并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融洽。
早在咸丰七年(1857)，曾国藩在江西作战时，因为父亲去世，湘军统帅立即报告丁友，并请假。但是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他就离开了军营，回到了湖南。
左闻知，即上书申斥。
而且两人都是国家栋梁，心中难免会有比较。尤其是自负的左唐宗，常常冒充今天的诸葛亮，向世人称他们为“曾左”，而不是“左曾”，一直在曾国藩手下。
曾公开评价曾国藩“才略欠发达”，言语之间，似乎对曾颇为轻蔑。
然后他们的风格和性格都有很大的差异，甚至可以说是水火不容。曾国藩是个大智慧的人，把自己的聪明瞒着别人，隐忍一切。
左则锋芒毕露，个性张扬，有“老子天下第一”的脾气。
一个偏爱“金刚发光”，一个习惯“菩萨低眉顺眼”，所以观点不同的两个人在现实生活中很难成为知心朋友。
但客观地说，曾国藩和左毕竟长期受儒家思想和文化的影响，读了不少诗书，身居高位。他们也是识大体，知进退的人。
两人之间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哪怕有一点点个人恩怨或者过节，也绝对不会因为鸡毛蒜皮的小事发展到脸红脖子粗的地步。
因此，我们不妨大胆猜测和推测，曾佐夫妇突然不和，甚至反目成仇。
首先是双方关系恶化的时机:
俗话说，“非我族类，心有别”，清朝统治者对陈晗向来有天然的戒心。因为他们要对付太平天国，而八旗绿营又处于糜烂状态，他们别无选择，只能给曾国藩等人权威，但根深蒂固的偏见不会轻易消除。
在入侵天京之前，曾国藩已经是掌控苏、皖、浙、赣四省军政的政府官员。说他掌权并不为过。
攻打天京后，曾国藩的军事实力和个人声望达到巅峰，想必是朝廷疑神疑鬼、守势最严重的时候。
在这样一个时间节点上，执政者与左派交好无疑是一个极大的利好消息，也将缓解对两者联手的质疑。
我们再来看左奏折的内容:以普通违法违纪起诉曾国藩，恐怕诚意不够，力度不够。
玩忽职守让李秀成和洪天贵福走了，然后谎报军情来欺骗你，迷惑你。这样的罪行如果放在平时，或者说对于别人，肯定会杀头。
然而，面对剿灭太平天国的“无与伦比的功绩”，尤其是在曾国藩身边仍有数百湘军的情况下，清廷只要不想逼曾国藩造反，看似兵临城下，实则无非是雷声大雨点小。
更何况太平天国穷途末路，湘军如日中天。就算少爷逃走了，这点火花也不可能发展成当年金田那样的燎原之势。慈禧太后并没有真的为了这件事去面对曾国藩。
最后看坏朋友的选择:1864年的华夏大地上，最有权势的汉臣无疑是湘、淮、楚三军总司令——曾国藩、李鸿章、左唐宗，他们被称为“晚清三杰”。
安徽人李鸿章虽然与曾国藩有师生之谊，但却是典型的精致利己主义者。他更在乎现实利益，而不是相互感情。这种人让他为曾国藩的“黄袍”卖命，无异于天方夜谭。
曾国藩和左这两个全副武装的湖南老乡，无疑会成为朝廷的重点怀疑对象，所以只有当他们完事之后，迅速划清界限，才是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之道。
看看两人从此再无联系的事实，就很好理解，也符合逻辑了。
既然已经猜中了统治者的心思，那肯定是引起怀疑和猜忌的事情，表面上断交对朝廷，对曾，对左都将是最好的选择。
所以，曾佐与人失和是必然的，但最终还是分道扬镳，反目成仇。但却是两位顶级汉臣看透皇帝心后的默契，可以说是一辈子的无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