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午奇荒之祸
光绪二年(1876)，旱灾加重，受灾面积进一步扩大。直隶、山东、河南是主要受灾地区，北部是辽宁，西部是陕西、甘肃，南部是江苏、安徽，形成了前所未有的广大旱区。
史静和直隶地区，由于干旱，全省收成减半。干旱引发了蝗灾。天津从北到南，蝗虫遮天蔽日，吞噬着枯萎的庄稼。夏秋之际，由于持续降雨，大清河、滹沱河、朱龙河、南运河、漳河、渭河同时泛滥，导致土地遭受干旱和蝗灾。这一年，直隶省有63个县遭受洪涝、干旱、风雹灾害。
河南省的灾情和直隶差不多。从春天到夏天，干旱越来越严重。尤其是黄河以北的张德、怀庆、卫辉，旱情更为严重。入夏后，旱情略有缓解，但张德、卫辉、光州再次被淹，田地被淹。但就全省情况来看，还是以干旱为主。该省农业歉收，产量减少了约一半。所以“有很多穷人缺粮”。仅开封一地，依靠救灾粥厂吃饭的灾民就有7万多人。
今年山东省常年干旱。除了章丘等部分小区域略有一段时间的洪涝外，大部分地区遭受干旱，全省收成不足三分。《山东通志》说，当年该省“大旱，民饥”。据《申报》报道，由于干旱，山东各地的灾民纷纷逃离，闹饥荒或求雨。但是祈求下雨是无济于事的。“忍饥挨饿卖儿卖女的人很多，其苦无以言表”(申报，1876，11二月)。
英烈上虐南方，影响苏北、皖北。从今年春天到年底，一直下雨，海州(今连云港)大片农田和棉田减产或绝牧。干旱引发了蝗灾，秧苗被吞没了。在干旱和蝗虫的压力下，受害者是“无数逃亡和饿死的人”，一些受害者甚至“饿了就捕食别人”，导致“旅行者经常消失，避免缠足”。由于严重的干旱，苏北的社会秩序变得混乱。饥民为了生存，纷纷渡江南下，江苏的苏南、松台、江阴、镇江、扬州等地的地方官绅收留了九万多难民。
皖北的旱情和苏北差不多。入夏后，干旱持续；很多地方连苗都种不了:虽然后来下了一点雨，但“继续晒太阳”。就连补种的庄河也大多死亡；那一年，全省收成减半。在一些地方，没有谷物收成。结果，成群结队的饥民汇成四个逃离饥荒的人。
今年，陕西、山西、辽宁等北方省份也受到干旱威胁。陕西常年干旱，夏秋两季收成不好，冬春两季大部分地方长不了。由于山西干旱严重，秋粮歉收。介休、平遥等县几乎没有粮食收成。在奉天益州(今辽宁义县)，因为干旱无雨，饥民多达十万户，广大农民在饥饿中痛苦挣扎。
经过近两年的干旱，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灾情在丁丑年(1877)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状态，尤其是山西省。山西巡抚曾国荃在奏折中说，灾区“千里之外皆是光秃秃的土地，饥民达五六百万之众，为古代所未有”(《曾仲祥奏折》卷八)。特大干旱造成山西农村长期大面积减产绝收。连续两年的饥荒让农民的库存变得空空如也，把越来越多的灾民推到了死亡的边缘。为了“喘口气”，或者“拿鹅卵石碾面粉充饥”，或者“挖观音白泥充饥”，结果是“过几天泥涨腹破，双方同归于尽”(1877 6月30日《申报》)。
随着干旱的发展，可食用之物的枯竭，发生了“吃人”的悲剧。大旱第三年(1877)冬天，重灾区山西，到处都是食人现象。吃人肉卖人肉的人比比皆是。有的人吃死人肉，有的人活活打死老人或小孩...无情的旱魔把灾区变成了人间地狱！
河南的灾情和山西差不多。连续两年的清晨，富饶的中州平原变成了千里光秃秃的土地。当年《申报》刊出消息，称河南省“歉收县五十余县，完全灾荒县二十八县”。然而，奉命到河南帮助赈灾的刑部左侍郎袁保恒，到了河南，宣布全省八十七个县郡，有五六百万饥民。
干旱的阴影也笼罩着整个陕西省。大理、朝邑、太阳(今和田)、澄城、韩城、白水及附近县的灾情。极其沉重和悲惨。“铤而走险的饥民铤而走险，聚众抢枪抢粮，有的甚至“拦路纠抢，并写下‘犯法难，饥民难’的字样”。
甘肃东部和四川北部也出现了百年不遇的干旱。《南江县志》详细记载了川北旱灾:“丁畴旧，川北亦旱，尤以巴(中)、南(江)、通(江)三县为甚...数百里光秃秃的土地，稻苗被烧，米价一天天飙升，而穷人却饱受缺粮之苦:菜糠耗尽。那些拿鸽子往溪里扔石头藐视自己身体的人，天天在野外都能听到。父亲抛弃儿子，兄弟抛弃兄弟，丈夫抛弃妻子，在路上嚎啕大哭...又是冬天，又是第二年春天，或者全家人都悄无声息的死去。大人互食，尸万余。”
今年，直隶和鲁西北，包括史静，以及江苏和安徽的部分地区，仍然有严重的旱灾。以直隶县为例，仅河间就有两百多万灾民。在饥荒和社会动荡的年代，许多灾民冒着生命危险。在武强县，有受害者组成的“砍刀会”；在霸州、通州等地，许多灾民组织武装，争粮。
到1878年初，北方大部分地区持续干旱。至夏入春以来，旱情仍未缓解；6月份有一段短暂的雨季，然后持续干旱，直到第二年7月。但从整个灾区来看，旱情开始缓解，陕西、山东、河南、直隶等省旱情趋于缓解。然而，经过连续三年的严重干旱，人民群众对自然灾害的承受能力已经接近极限，各种由干旱引发的人间悲剧并没有因为干旱的缓解而相应减少，反而越演越烈。在山西，越来越多的村庄和家庭被自然灾害摧毁。在河南，侥幸活下来的大部分饥民都快死了。“没有肉吃，也没有权力砍人。”还有一口气的受害者，倒地后就是饿狗。在直隶河间府，一些风华正茂的饥民“在接受救济时倒在地上。”今年春夏之交，一场大规模的瘟疫袭击了灾区。河南省差不多十个人病了，陕西省“灾后，瘟疫与道路对峙；山西省十个人中有二十三个人死于这场流行病。
光绪五年(1879)，虽然山西旱情依旧，但毕竟从东起陆贽，西至陕甘的广大土地上降下了雨水，干涸的河床重新泛起了涟漪，龟裂的土地开始湿润，重新变绿。干旱已经结束，苦难的岁月即将结束。然而，就在幸存的人们准备重建家园时，一场新的灾难突然降临。这是7月7日甘肃武都发生的一次8级，烈度为11的大地震。受地震破坏或影响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干旱地区。
瘟疫和地震把“丁武黄奇”推到了可怕的境地！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到1878，仅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北方五省受旱，分别为222402和331，共955个县。整个灾区受旱灾和饥荒严重影响的居民人数估计在1.6亿至2亿左右，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在1000万左右；至少有2000万人逃离了受灾最严重的地区(参见李文妹等人的《现代中国的十次饥荒》)。
清末的特大旱灾，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一场浩劫！当时清朝官员提到这场旱灾，称之为清朝“230多年末闻所未闻的大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