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鸦片战争的几个问题
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从此，中国进入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所谓半殖民地，从国家地位来看，中国的领土主权、司法主权、海关自治等方面都被破坏了，不再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主权国家。但中国并没有被完全殖民，清政府依然存在，还在行使权力。所谓半封建主义，从经济上看，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凭借一系列强加于中国的非平行条约，试图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原材料市场和劳动力市场，把中国经济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链条，冲击封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不仅是老年人与封建主义的矛盾，也是中华民族与殖民主义的矛盾。后者往往成为各种社会矛盾中最主要的矛盾。这些巨变影响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思想和文化，带来了鸦片战争前所未有的局面。
(一)“国中之国”——租界的出现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东南沿海的一些城市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香港割让给英国后，人口迅速从2000人增加到2万人，到50年代达到7万到8万人。香港成为英国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武装侵略的基地。16世纪葡萄牙人进驻澳门后，中国仍对澳门拥有领土和行政、司法主权。第一次鸦片战争中国战败后，葡萄牙殖民者趁机赶走中国在澳门的官员，并强迫居民向葡澳当局纳税，使澳门成为葡萄牙的殖民地。此后，澳门不仅继续充当香港之外的另一个鸦片贸易大仓库，而且成为西方掠夺和贩卖华工的基地。与此同时，在中国上海，出现了一个主权国家少有的奇特政治“景观”，即后来演变为“国中之国”的租界。
上海原本是江苏省松江府下的一个县。因为地处商品经济比较发达的江浙地区，地理环境优越，交通便利。战前已经是中国第一港口。江苏省宿松台岛，位于上海。鸦片战争后，上海发展迅速。同治初年，上海取代广州，成为中国最重要的通商口岸。正因为如此，西方殖民者千方百计在上海攫取更大的权益。
《中英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即将开放，英国殖民者随即试图在上海建立外国人居住区，并初步选定了居住区的地址。1843年，上海正式开埠，第一任英国驻上海领事G.Bal-four在上海县城东溪街租了一个大院子作为领事馆。巴福尔曲解虎门条约相关条款，勒索清方，要求指定一处住所专供外国人使用。1845 165438+10月29日，苏宋台道官木久以个人名义颁布了一份《上海租地约章》。从表面上看，这份文件中没有任何直接损害中国主权的内容，但实际上，许多条款反映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意图。根据这份租地章程，上海划定的“外地人居住区”仍然是住宅，不叫“租界”，当时也没有“租界”这一说。
1848年3月，接任巴弗尔的英国驻沪领事以青浦事件为借口，强迫新道台朱林同意扩建公馆的要求，使公馆面积增加了两倍多(原面积约830亩)。
1848年，以威廉姆·琼斯·W·j·布恩主教为首的美国传教士在虹口地区任意开荒建房，其他美国人纷纷效仿。当时，道台武虽然同意了张健的说法，但他并没有具体说明边界。到1863正式划定边界时，7856亩土地成了美国占领的区域，比英国的居住地大得多。
法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蒙蒂尼(L.C. Montigny)于1848年上任，并于次年请吴在英国设立住所。后来，他胁迫新道台朱林于1849年4月6日发布公告，将986亩土地作为法国人的住所。
必须指出的是，当初在住所，中国政府有干预行政和司法的权利，也维护了领土主权，这是有明确规定的。然而，随着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加深，到了太平天国时期，中国的权利逐渐丧失。1854年，英、美、法三国领事与苏松泰道缔结《上海英美法租界租地宪章》，规定外国侵略者在上海租界享有行政、税收、财政、警察等权利，行使司法权。为了行使上述职权，上海租界出现了一个翻译为“工业部”的机关，分为警察、税务、财政、教务等机构，还有一个法院，就像一个市政府，租界完全变成了租界，成了“国中之国”。1863年9月，美英租界合并为公共租界。
恶租界制度在上海建立后，逐渐扩展到其他港口。从1859年到1904年，外国侵略者先后在中国的广州、厦门、福州、天津、镇江、汉口、九江、烟台、芜湖、重庆、杭州、苏州、沙市、鼓浪屿、长沙等地设立租界。租界成为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干涉中国内政的桥头堡。当然，租界客观上是介绍西方文明的窗口，但也是西方冒险家的天堂。一位曾在中国海关工作过的英国人不得不承认，上海“已成为无法无天的外国人的真正黄金果”。.....很多都属于这种类型:只要有利可图，那就禁止走私，什么都不顾忌，甚至杀人。”(《中国沿海贸易与外交》第一卷)
(二)资本主义冲击下的自然经济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立即开始向中国倾销商品，并从中国掠夺大量原材料，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英国出口中国的货物总值(不包括鸦片)在1837年为90多万英镑，在1843年增加到145.6万英镑以上，在1845年达到239.4万英镑以上。与此同时，西方殖民者从中国掠夺的生丝和茶叶也大大增加。从1838到1842，中国每年出口茶叶4000多万吨，到1846翻了一番，达到8000多万吨。同期，生丝出口从3000包增加到18000多包，是原来的6倍。
英国对华出口主要是棉纺织品，约占总价值的70%。棉花占美国向中国出口的工业产品的80%以上。大量棉纺织品在西方的倾销，对中国传统手工业最重要的部门——棉纺织业是一个很大的冲击。东南沿海地区原有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开始出现瓦解的迹象。
江苏松江、太仓一带，棉纺织业一向比较发达。但随着上海开埠，西方机棉织品涌入，松布、太布的市场减少了一半。大量洋纱泛滥，很多有棉纺织业的村子无纱可纺。洋纱、洋布成本低，很多英国商人愿意以低于成本价两三成的价格倾销，严重冲击了棉花市场。福建漳州府和同安县的土布，一度被布商卖到宁波、上海、天津、辽东和台湾省。厦门开埠后，外国纺织品和外国面料在厦门大量积累。布商弃土布而卖洋布，导致土布出口困难。广州附近的情况也差不多。
丝绸茶和其他产品的出口刺激了这些产品的生产。生产者将这些产品卖给商人，商人再卖给大商人或买办，再转卖到外国。丝茶的出口贸易几乎完全由外商控制，这使得我国的丝茶生产和贸易不得不依赖于世界资本主义市场。
随着进出口贸易的发展，在进行贸易的五口地区出现了一批买办商人。这些商人为外国商人推销货物(甚至鸦片)，购买丝绸和茶叶，收集信息和处理其他事务，他们的命运逐渐与西方殖民者的命运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著名买办吴原是广州商人，后来沪担任美旗昌洋行买办。他还花钱捐官，充当苏松泰道，兼任江海关监。这些买办后来成为中国封建势力和西方殖民主义者镇压农民起义的帮凶。
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在中国通商口岸设立一些企业，方便经济掠夺。当时这类企业主要有印刷、码头、泊位修理等行业。在这些企业中，不同程度地雇用了中国人。就这样，中国出现了最早的现代产业工人。当然，当时产业工人的数量还是很少的。
(三)“中国”社会内部矛盾激化
英国殖民主义者的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各种赔款，加上清政府的巨额军费，共计一亿多两白银，无疑来自劳动人民。同时，鸦片战争后，鸦片进口持续增加。1841中英谈判之初，英方提交了一份备忘录给资深公民，要求开放禁烟。老公民不敢答应，但他不敢得罪入侵者。他只是说禁止入内，外国商船是否携带鸦片，“中国不需要问。”(《火星: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这种默许使得鸦片走私更加严重。1842年，英国向中国进口鸦片33000多箱，1850年激增至近53000箱。香港成为鸦片走私中心，澳门是香港之外的另一个鸦片仓库。上海和广州是鸦片进口的两个最大港口。由于鸦片的大量进口，“银贵钱贱”的老问题在这一时期不但没有得到缓解，反而愈演愈烈。曾国藩在1852年的一份奏折中也说:在东南产米区，石米大卖三千元。以前一两银子换一千银子，一石米能换三两银子。如今一两银子换两千文，一两大米只卖一两银子。以前卖三斗米可以交一亩地的税，现在卖六斗米还不够交一亩地的税。事实上，在一些地方，每两银子兑换的钱数已经高达23400。
清政府在征收土地税和粮食的时候，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讹诈，比如所谓的浮动收入，也就是超出定额的超额收入，所谓的给官员发放化肥的费用，以及各种各样的“打折彩”、“增加消费”之类的名目。鸦片战争后，政府越来越严重，官员如狼。江浙一带，曹要配一石，二石五六斗必纳米；打个折，米价2000文一石，却是7800多文。安徽收税，浮动勒索超过正额数倍。江西浮动收入在二三石以上。湖北草米每石浮动收益三倍以上。在湖南，丁是一个或两个，人民必须接受两个；给曹操一块石头，百姓要付出几块石头。纳税时，大家庭要么想方设法逃避，要么想方设法把负担转嫁给小家庭，这让农民更加痛苦。少数人离开他们的田地，因为他们付不起税。即使收成好，更多的人还是免不了挨饿受冻。遇到水旱灾害，他们会陆续流亡。
地主对农民的剥削也在增加。地租率越来越高，一般在50%以上，迫使很多农民破产，卖掉赖以生存的土地，土地集中问题越来越严重。据统计，在直隶、江苏、浙江、山西、湖北、陕西、山东、河南、江西、福建、广东、广西和东北，40%-80%的土地集中在10%-30%的人手中，而60%-90%的人没有土地。(《太平天国革命前夕的土地问题》)
尖锐的社会矛盾导致社会反复躁动。鸦片战争后，农民抗粮抗租斗争不断出现，规模越来越大。1842年，湖北崇阳的钟聚众抗粮，最多一万人。起义军一度攻占崇阳、桐城两县，立“钟”之名，立帅台，竖起都督旗。斗争持续了一个多月，被镇压了。此后，浙江、湖南、福建、江苏、江西、河南、安徽、湖北、陕西、山东、广东等省份屡屡发生大案要案。少数民族地区的反清斗争也此起彼伏，此起彼伏。人民要么要求减少土地税，要么拒绝完成粮食。他们有的聚众上访，有的强拆征粮局，有的公然反抗前来镇压的官兵。仅根据官方记载，从1842年到1850年的十年间，中国发生了90多次武装起义和农民暴动。这是社会动荡的产物，反过来又进一步加剧了社会动荡。
(4)睁眼看世界——地主阶级政治家风度先驱思想的萌发。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严重阻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科学文化进步。西方殖民者的大炮敲响了中国紧闭的大门，唤醒了人们重新认识世界。林则徐和魏源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代表。
鸦片战争前，林则徐历任按察使、政使、巡抚、河督。上任前后，他力主革除弊端，治河兴利，参与盐政、水政的整顿改革，表现出突出的实践能力和清廉作风，引人注目。
闭关锁国造成了士大夫阶层的愚昧和傲慢，这在林则徐身上必然有所体现。当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在广东禁烟时，也认为西方殖民者不过是“狗和羊”，英国士兵是“裹得严严实实的”(指穿制服、系武装带、打绑腿等。)，而他们的腰腿也必然僵硬，无法再战。这不是林则徐自己的错，是时代的错。难能可贵的是，林则徐经世致用的思想一旦与西方势力发生碰撞，就产生了以抵御侵略为基础向西方学习的思想。
为了抵抗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林则徐到广州后迅速改变了对西方的盲目蔑视。他组织人用英文翻译《广州周报》，了解敌情。为了熟悉外国，他组织人把1836年在伦敦出版的《世界地理百科全书》翻译成中文，命名为《四大洲史》。此外，还选译了《各国法律》、《对华贸易犯罪》、《中国事务中的外国词汇》等书籍。与英军接触后，林则徐很快改变了原来的想法，看到英方“强”“利”，不得不学。为此，他组织收集和翻译了外国军舰和火炮瞄准方法。这与当时清政府某些官僚的闭关自守、狂妄自大的思想和观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们认为外国的先进科学技术、机器和武器是“奇奇怪怪的、高明的”，研究和了解外国的什么情况是“惊人的、眼花缭乱的”。
在反侵略战争中，林则徐非常重视武器装备，积极购买大炮，仿制快船，也非常重视军事素质的提高。鸦片战争后，他总结出克敌制胜的八字关键词，即“装备精良、技艺娴熟、胆识过人、同心同德。”(林则徐:致姚春、王百信)他认识到“民心可得”，提出如果英国侵略军进入中国内河，就让人民“拿刀杀人”。
林则徐到了广州，看到了闭关锁国政策带来的危害。因此，他断然否定了某些人“关禁海”、断绝与各国贸易往来的荒谬主张。他认为这样做的结果是扩大打击范围，损害华商利益。他坚持“守法者来，抗法者走”的正确贸易政策和策略，保护和鼓励合法贸易。林则徐的上述主张，当然都是站在维护清王朝的立场上，但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对后来的维新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
魏源早年进入江苏布政使何长龄的荧屏，主编《御经汇编》。魏源注重实学，参与盐政改革。鸦片战争对他的思想影响很大。1841年参加于谦门下的抗英斗争。战后，魏源下大力气著书立说，编著了《圣战故事》、《海图》等巨著，激励国人下大力气向西方学习，抵抗侵略。
《海国图》是中国近代思想史上一部影响很大的著作。1841年，魏源受林则徐委托，在镇江编撰此书。《南京条约》签订后不久，魏根据《四州志》译本和中外文献编撰了《南京条约》一书。这本书描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分布和历史政治形势，分析了鸦片战争的经验教训，探索了使强兵富裕的途径。
根据魏源的书，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惨败不仅仅是因为劣质的船和枪，还因为指挥失误和军队的腐败。清朝很多将领“骄横跋扈”，军队缺乏训练和纪律。“有了这种无法无天、无原则的军人，根本无法在大洋上竞争。”在战略战术上，魏源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英军孤军奋战，海上有长处，陆上有短处。所以抗击英军，“守海口不如守海口，守内河不如守海口。”鉴于清军的腐败和当地人民的英勇抵抗，他提出“不如练土兵，不如练水勇，不如练水工。”魏源还主张“深入英军，切断其出口”，“以强墙清场”...出其不意地设置埋伏，使其在许多方面因失误而不可预测”。他说，敌是客，我为主。“客兵快，主兵重。他不战而屈人之兵，只是相持不下，与同行同行，同时止步。(制敌)没有淡水可引，没有牛羊可捕食，没有硝药可配，没有铁器可买，没有篷索可补，没有烟熏货可卖，没有舵桅可修，还有水。(《海洋地图集》第一卷)
《国海图治》一书的中心思想是“师夷长技以制夷”。魏源批评了清政府的闭关锁国政策，指出多年来清政府不了解世界，不准翻译西文书籍，不学习西方船只加强枪炮的技术，甚至不懂得利用西方国家及其殖民地的复杂矛盾，导致了战斗和防御的失败。他明确指出:“要想控制外国人，首先要了解外国人的情况。”只有了解和熟悉“洋人情怀”，才能以洋人攻洋人，以洋人付洋人，以洋人制洋人。(《海洋地图集》第二卷)
魏源认为西方技能有三:一是战船，二是火器，三是练兵方法。在这方面，中国应该认真向西方学习，为我所用。他主张在广东兴建造船厂和火器局，聘请法国和美国的技术人员传授技术，并派工匠到中国学习制造。另外还编了3万名精锐水兵，并请西方人进行驾驶、火炮、格斗等方面的教练。“人家学技术，一两年后就不用靠外国人了。”(同上)
鸦片战争后，魏源不满封建君主专制，推崇西方资本主义的一些制度。当然，他对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了解极其有限，处于一知半解的状态。魏源认为西方国家“政治复杂，各从其度”。英国有“Baliman”(英文议会的音译，后译为Balemen)，有五个上议院会议(上议院)和乡绅会议(下议院)。他说，西方议会类似于中国的军事部门。他对美国四年一次的总统选举大加赞赏，称其“改变了古今官僚局面，但民心骤失，故不能称之为公”！对于议会选举，少数服从多数，他感叹:“这不是几个星期的事”！魏源还称赞美国联邦制度的宪法“可以在世界上生存而不受伤害”。他称赞瑞士“无王座”，“无王侯”，“国无政治，俭风俗仆，数百年未见兵动”，说“诚哉，西之地也是桃花源”！(《国图后记》)
虽然魏源评论的出发点是不了解外国的感受就不能养远，但他的介绍是认真的，起到了为别人开先例的作用。魏源的《海国图册》在近代中国改革思想的产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很快被翻译成几十种译本。日本很多历史学家认为，《海洋地图集》在日本的传播推动了日本的明治维新运动。
(五)传统学术文化的变迁
1840鸦片战争引起了强烈的社会震动。相应地，意识形态领域从经世致用发展到师夷长技以制夷，忧患意识也使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发生了重要变化。
传统的经学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学(即理学)和清代汉学(即考据学，属于古文经学)虽被清朝统治者定为官学和正统学，但争夺正统，最终因远离社会现实而衰落，没有生命力。乾嘉时期复兴的经学，在鸦片战争前后形成气候。相对来说，儒家经典的形式可以容纳一些新的思想。预感到清朝衰落的龚自珍致力于经学研究，表达了他的社会批判思想。但他还是兼采汉宋，兼容今天的古文。当他到达魏源时，那里戒备森严。他的《史》、《舒》等著作，势必彻底颠覆中国古代经学。
史学领域的重大变革之一是改变了自乾嘉以来埋头研究古史的风格，当代史引起了学者们的极大关注，涌现出一批有影响的著作。
鸦片战争清政府的失败和西方殖民主义者的猖狂，极大地刺激了魏源。1842年，他在编年史的最初版本中写了《吴声纪》一书。该书详细介绍了清初的军事成就，旨在激励中国人民树立战胜西方侵略者的勇气和信心。魏源的另一部史书《道光洋船集》，是英国第一次侵华后写的鸦片战争史。该书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叙述过程中，揭露了英国从走私鸦片到发动侵华战争的种种罪行。赞美林则徐、邓廷桢、关天培、三元里等地人民的抗英斗争，总结清廷的愚昧和政府的腐败，特别是岐山、义山的懦弱。书中还探讨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挽救的办法。
梁写的《异邦气息的故事》从道光初年禁烟开始，到1849年人民反抗进城结束，追溯鸦片战争的全过程。书中赞扬了林则徐等人的抗英成就，揭露了齐山、义山、义景的丑恶行径，详细记录了广州人民的几次重大反侵略斗争。因为书的叙事质量比较直白，触犯的时候有很多禁忌，刻本里也没有署名作者。
面对西方殖民主义者侵略中国的严酷现实，有识之士开始重视对西方地理和历史的探索。除了上面提到的《四海志》、《海图集》之外，还有这方面的著作，比如《瀛寰志略》、《海国四论》。徐继畲的《瀛寰传》对世界上近80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地理沿革、社会变迁进行了系统的介绍。每卷开头都附有一张粗略的地图。这本书传入日本后，影响很大。
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边疆将出现危机，开始重视边疆地理的研究。姚颖的《康之旅》是在一次西藏之行后写的。他提出要警惕英国入侵西藏，加强沿海和边疆的防御。他认为英、法、美等国与中国相距万里。他们研究中国多年，熟悉中国的地理和人事，但中国没有人了解他们。这就是中国失败的原因。正因为如此，姚颖在书中记录了大量关于英、法、俄、印等国的历史地理知识。张穆的《蒙古游牧故事》(何编辑印刷)研究了蒙古各部的地理位置和前代在这一地区的设施。何重视边疆地理的研究，认为应该有专门的著作来研究中国北方与俄国的边界。于是他收集了国内外的相关资料，经过鉴定和考证，写成了《北环汇编》。秘书讲述了从汉晋到清代蒙古、新疆、东北的历史地理，关注中俄关系。咸丰帝看后，给这本书题名为《北边供骑》。
鸦片战争前后，中国文坛也发生了一些变化。龚自珍才华横溢、大胆创新的文风不仅对当时，而且对后来的文坛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反映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大量爱国主义文学作品的出现，是这一时期文坛特别值得注意的一件事。这类作品热情地反映和讴歌了中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鞭挞了英国侵略者的暴行和清政府的妥协投降。在反侵略斗争中，广东民间也有过不少论述和声讨，如《全粤大义、义为民》、《三元里居民训令应义》等。这些文字语言简洁、短小、犀利、生动，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民抗击敌人的作用。也为我们研究这段历史留下了鲜活的资料。一些爱国诗词广为流传。进士张维平长诗《三元里》讴歌抗英者，斥责义山等人谄媚倭寇，乞和。”三元嗤的一声怒喝，数千人同时涌来。因为义怒勇，村民齐心协力督促。“这些诗词很容易让读者感受到群众高涨的爱国热情和磅礴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