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悼念曾国藩的对联说起

2016-05-09携手江山

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一直非常重视葬礼。中国人悼念死者，同情生者，当然是一项重要的社会交往活动。

在基督教社会的葬礼上，宗教仪式是最受重视的。相比之下，在中国的葬礼上，最看重的是对世俗世界亲友的祭拜是否隆重和真诚。其中，挽联是中华民族挂问的一种特殊艺术形式。如果说古代读书人的家庭“重要”，那么他们的后代就特别在意亲戚朋友之间的联系。名人送的挽联，往往是一字一句的赞美，周华的推崇。而那些著名的挽联在社会上广为流传。即使逝者的坟墓被拱起，世界也会如云改变。

写挽联要求作者有很好的写作技巧，掌握对仗、音韵和其他汉字的基本知识。但这远远不够。写一副好的挽联，需要天赋和对世界的理解。恰当而不过分地赞美逝者，表达真挚而不越位，都是不容易的。

清代名臣曾国藩是挽联大师。他生前特别爱给人做挽联。28岁，秀才，院士。他在京城做官，直到42岁回家，参加母亲的葬礼。每次太平军起事，他就开始做学问。在北京做官，除了公务，还有很多时间读书、交友、写作。曾国藩在京为官期间写了无数挽联，所以他在京城的湖南同乡曾“送棺木至樵(江忠源字闵樵)，写挽联曾(曾笙)”。

因为，没有那么多同事、亲友相继去世，为曾提供了足够的创作素材。于是曾大人写下挽联，为那些独自在家还健在的朋友们修行。

某年春节，曾的好友、同乡(生于益阳徽州，曾国藩10岁)、诗人唐鹏到曾家做客，走进曾的书房。唐看到砚台下有几张纸，以为是曾国藩的新诗，想拿出来看，曾国藩就是不拿出来看。尚朋大为好奇，一把抓住一看，原来是包括自己在内的十几位曾氏好友，为曾国藩写了一首挽歌。

结果，唐鹏与曾国藩断交。矛盾的是，道光二十六年，很强势的唐鹏打了个赌，44岁喝大黄死了。曾国藩送挽联说:“把一本书写成二十万字，是不够的；已传遍九州，其名也随之而来。”他会后悔过去和他交了朋友吗？

同治十一年三月，62岁的曾国藩病逝在两江总督的岗位上。轮到你写挽联来悼念这幅挽联了。曾生前是一等侯，武英殿大学士。做过直隶、两江总督、北洋大臣，马上把清廷压住了，成绩斐然。他死后，被皇帝谥号为“郑文”，这使他极为悲伤。他的得意门生和老朋友老同事遍布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给他题挽联。能被后人记住的，依然是那些名人写下的大名。

评价这些名人社团，标准之一应该是是否“有正当的庆祝，有真挚的感情”，另一个标准是是否符合持有人的身份和持有人与死者的关系。

这些挽联的作者大致可分为四类:一类是死者的同辈或资历相近的同事；二是死者的门生或下属；第三是死者亲属；第四，与死者有过交往的名人。

曾国藩的同辈、同僚送来的挽联中，最著名的是左写的这副:

“求国之忠，知人之智，耻不如傅园；

团结如金，攻错石头，万劫不复。"

这幅对联被后人提起，确实是一幅才情俱佳的对联。在同知中兴名臣中，常被称为左。左永远可以被视为曾国藩的朋友。左并不认为自己的家庭优于自己的曾的才能。他经常在朋友和幕僚面前，甚至在给皇帝的奏章里，抨击曾国藩的“虚伪”。但这两个互相竞争的同乡是清廷不可或缺的两大支柱。

曾国藩死后，曾父担心这位口无遮拦、顽固不化的左大人仍然不肯给文面子。曾父的儿女收到这副挽联后，印象非常深刻。曾国藩死后，始终不肯服输的左也承认自己在“求忠报国，知民智”方面不如曾。而“若团结如金，若攻错石”，也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两人几十年来为国无私、无情、共患难的关系。这才是真正的君子之交。

张写的另一副挽联也相当值得称道:

“鞋中若冰深，永怀愁曾子君；

立功超过谢公盾的数量。"

张与曾国藩同年(嘉庆十六年1811)。他们在道光二十七年入了进士纪，比曾国藩晚了九年，在考场上算是晚辈。张为第一科第一名，俗称状元，与曾国藩并列，其科名胜过前三名。这一年，曾国藩在殿试中做了中举兼读书令，但似乎从来没有把张当门生，而是平等相待。张在仕途上也很成功。他在剿灭捻军方面是有功劳的，虽然没有曾那么突出。曾在进士、后入朝为官时，都是带兵南下作战，两人并不十分亲近。曾国藩去世时，张正卸任闽浙总督，回南皮老家修身养性。他的挽联不涉及私人关系，完全是立场相近的同僚对曾国藩的“历史评价”。

第一副对联只有十二个字，用了好几个典故。

《易经》中的《坤卦》在第六天说:“霜降强。”《诗经·潇雅·肖敏》诗中说:“我害怕，像深渊，如履薄冰。”曾国藩拜大学者、同乡唐鉴为京师之师，一生在“礼”字上下功夫，行事谨慎而不逾礼。但仅此而已。这个典故用得不好。《论语》说:“曾子病了，叫他的弟弟孔子，说:‘觉悟就够了！余凯寿！俗话说，‘害怕如履薄冰。偶尔，我了解我的丈夫，孩子！“曾子到死前一刻，都关心父母给予的身体是否受损——这就是孝之心。

有一个关于《礼记·谈弓》的故事:曾参临死前，发现自己躺的席子是给的医生专用席子，以为自己不是医生而一发不可收拾。于是他把儿子放在一张普通的垫子上，安然离世。曾国藩是宗圣曾参的后代，恪守名分，一生守礼教。张用这个暗号来说明曾的行为是有家族渊源的。

第一部分赞扬曾国藩的品德，第二部分肯定他的功绩。下联典故不难理解。上面说曾国藩的功勋超过了谢安指挥淝水之战打败苻坚，拯救东晋。谢安早年隐居，朝廷几次招他未果，而北方强大的敌人却盯上了他。天下曰:“安史不肯出，则如无物也！”这就类似于曾国藩在湖南乡下担心母亲，被朝廷三番五次催促，才出来招安应永。“谢公墩”在南京中山半山腰，谢安和王羲之曾在此一同登船。宋代王安石对他的诗《谢公敦》表示敬意。

张这幅对联，不愧是状元！

不过，曾国藩同辈送来的挽联中，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布衣密友欧阳赵雄写的:

“我立志上天，忆往事行雁传书，历经水火龙蛇，成就了千年身材；

节约时间，写日记。当你读林的杰作，你会把可汗的名字和牛视为糠和污垢，打开你的思想几代人。"

这幅对联多么单薄，表达了一个朋友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官僚的辞藻。

欧阳赵雄出生于湖南湘潭。他是曾国藩的丈夫欧阳沧明先生的亲戚，自小与曾的两个妹夫关系密切，所以年轻时就认识了曾国藩。1837年在农村考试中被提拔，但一次次考试失利，于是放弃了做官之心，专心学习医术。浪迹江湖以儒医和狂生闻名。

他救了曾国藩一命。道光二十年(1840)，刚出馆的曾国藩得了重病，经恰巧在京的欧阳医治后痊愈。此后，曾国藩的名气越来越大，但他对欧阳一直很尊敬，欧阳也从未因为地位的变化而对曾国藩有过好感。他仍然像年轻时那样对待曾国藩。

这幅对联取材于陶谦的诗《兴田舞臂，壮志未酬》，回忆了两位青年学者鸿雁传书，畅谈抱负，互相磨砺的往事。快乐的老朋友经历了无数风风雨雨，终于成就了千古伟人。第二部分是对曾国藩的评价。在欧阳看来，老朋友作为在夫(大学生)，功不可没。其实是微不足道的。比起曾年轻时坚持写日记，每天三省吾身不断追求道德自我完善，不过是糠。《问牛》讲的是汉朝时，宰相丙吉问牛的故事。

高吉有一次出门，在路上遇到有人打架，在人行横道里打死打伤。他视而不见。他往前走的时候，遇到一头牛喘着粗气吐着舌头。他马上停下来问人们这头牛走了多久。周围的人都不理解。他解释说，人民的战斗是由长安陵和京赵胤管理。季节是晚春，但是牛吐舌头，所以有可能今年气候异常会直接影响收成，这是天下大事。

“得林绝笔”指孔子修《春秋》。鲁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他得知孙氏叔叔的仆人捕获了一头独角兽，主人很伤心，因为这头野兽被一个平庸的人捕获了。这是世界将陷入混乱的征兆。于是我写下了“我在西方打猎赢得了森林”，从此我再也不写了。两年后孔子去世。

很明显，欧阳赵雄把曾国藩的文章当成了《春秋》之类的经典，所以他的品德与孔子接近。这个位置会给世界树立一个榜样，当然是比他生前的政绩和官职大得多。

欧阳赵雄，在官场之外，对曾国藩一视同仁，做出了最准确的评价。

此外，曾国藩还有一个老朋友，他叫嵇绍。曾国藩写的挽联，几乎是欧阳的联，却没有欧阳的豪迈:

“武乡宁静，汾阳朴中，共，齐训，旗常特兵两千年；

班、蔡、的诗，可怜我，在诗界的友谊，历时四十年。"

何，字子贞。曾国藩12岁，湖南道州人(生于1799)。道光十六年，科恩进士，任第一曾国藩两年。其父何在清廷任左副使，兼礼部尚书、户部尚书。在曾氏兄弟发迹之前，何家是三湘最有名的官员之一。曾国藩中进士后，自然会去看望他的同乡了。从此，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他一直把曾国藩当老大哥看待。他擅长经学，诗文俱佳，书法也很出色。在他担任京官的十四年间，曾国藩最常结交的朋友是何。在他的日记中，他经常记录与何的晚餐和郊游，拜访任何家庭，谈论诗歌和论文。曾国藩早年曾断言，他嵇绍的话将“不可置疑地流传千古”。与能带兵打仗的曾国藩相比，何是个纯书生，官至四川只学政治。曾比他先死，老友心中的痛苦可想而知。

对这幅对联的历史评价说，下联是个人情谊，顺序正好和欧阳的挽歌相反。第一部分，他把曾国藩比作汉代的诸葛亮，唐代的郭子仪，认为两千年来很难有人超越他的成就。第二部分回顾了二人对司马迁、班固史书的评价以及与苏东坡、黄庭坚的诗歌交流。“风雨深潭四十年”这句话，他们的友情，对曾家的悼念，都在其中。毕竟，他是院士出身，比欧阳赵雄更老练、更矜持。

郭嵩焘的另一位同乡好友曾国藩的挽联，充满了委屈和辛酸:

“论师友之谊，而亲而长，论唐宋之功，而德而言，而我最在朝野；

当初抓住情况很可疑，对其行为也着实称赞了一番。它的训练是以海军师为单位的，实际上是讨论出来的。对公众来说，这些困难并不算太大。"

郭嵩焘出生于1818年，曾国藩7岁。一审结束后，曾回到家乡，途经省会长沙，遇到了当时在岳麓书院读书的郭嵩焘和刘融。他们三个成了朋友。郭嵩焘是道光二十七年(9年后)的秀才。他是高中生，与张和李鸿章一样。他是这门课的校长。

所以，郭和曾国藩既是老师，又是朋友。曾和郭后来结成了儿女亲家，所以他说“师友之谊，父母长辈之谊。”

曾国藩颇有见识。虽然与郭嵩焘私交甚深，但认为郭嵩焘文才出众，学识渊博，但不能为官，不能独当一面。所以在太平军围剿的关键时期，他担任两江总督，掌控东南兵马，举荐他的官员清廷皆准。他只是没有推荐郭松涛做独立的官员。同年，李鸿章还为郭嵩焘诉苦，说郭是翰林，连秀才出身的刘融、举人出身的左都到了一省之长的高位。曾国藩告诉李鸿章，科举的成绩和能不能做官、做事不能划等号。郭嵩焘只能依人继位，让他出首席官，这对他是有害的。

果不其然，郭嵩焘在代理两广总督时，与两广总督毛鸿宾、芮林关系恶劣，直至被革职隐居。光绪二年，郭嵩焘作为首任外交大臣赴英。他过分推崇英国的制度和民族文明，和副部长刘锡鸿相处不来。导致全世界的诋毁。这当然是以后的事了。曾国藩，一个老朋友，再也无法见证这一切。郭嵩焘的眼光超越了同时代人，但他优柔寡断，又不像曾国藩那样懂得为官处事的诀窍，注定是一个悲剧人物。

下联郭嵩焘吹嘘自己对曾国藩的贡献。曾国藩在湘乡为母亲担忧时，总是拒绝朝廷外出练兵打土匪的要求。这个人很谨慎，不敢轻易冒险。郭松涛一遍遍给他讲利弊，促使他参军。湘军在与太平天国开战之初，得不偿失，正是郭嵩焘建议曾国藩练海军，控制长江，从而赢得了“叛乱”行动的主导权。

但“苦不压众”，字面意思是老先生太难，太乱，我没能过多分担。我为你难过，先生。其初衷并非对死者没有怨恨:你立下如此功勋，我在两次重要抉择中起到关键作用，你却不让我出来做更重要的事。(十年砍柴，《吊问人生，无非人情(上)》)

曾国藩的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送的挽联最好。这两人也是曾国藩生前最看重的人，成就斐然，学术成就斐然。他曾这样评价两个得意门生:“李少泉(洪章少泉)尽力做官；俞(俞樾字)努力写书。”

李鸿章的挽联说:

我当了近30年的老师，工资遍布全球，为门的成长构筑了空间；

功名震万里，里外繁华，难遇天下英才。

上联是李鸿章对恩师培养的感激之情。道光二十三年(1843，李23岁)，李鸿章背井离乡，赴京参加顺天乡试，并写下豪迈诗句:“夫只捧，精神高于百尺。”谁写了一万年的历史，要封三千里外的侯。“省考后，他参加了1845的考试。这一年，他的父亲李文安也是曾国藩的兄长，带着李鸿章进了曾府向他取经。从此，李鸿章的学名和成就与他的老师们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一次，李的徒弟是在曾国藩死后二十七年。所以，“我当了近30年的老师。“道光二十七年，曾国藩任中考校长，宫考阅卷。李鸿章是高中。曾的家庭不仅是他学习的老师，也是他科研的老师。

从曾与李的这段恋情可以看出，从古到今，教育是不平衡的。像李文安这样的官僚家庭可以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当时最有学问的朋友指导，而这位朋友恰好是三年后的考官。考场上没必要作弊。像李鸿章这样聪明的人，跟曾国藩学了两年，自然知道科举的标准，知道阅卷考官喜欢什么样的文章。——而那些在农村养孩子的，还在家乡苦苦摸索。

挽联的第一联也引起了后人的非议，认为李鸿章自诩的“薪为火传，筑室为门长”是莫大的支持。由于其弟李也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所以很早就进入了曾国藩的视野，并担任湘军总后勤部部长多年。哥哥是怎么成为「门生」的？

我觉得李鸿章这话说得很好，他一定要这么说。此时的李鸿章已经是直隶总督，是新疆各部大臣的领袖(2006年6月，他被授予五营店大学士的职位，曾国藩在此担任老师，这是宰辅的身份)。在曾的门生中，他最有资格这么说。曾国藩常说，有大事要找接班人——也就是政治接班人，这样才能保证有人继续他的事业，不会死。李鸿章用自己的成绩证明了曾国藩的“交代”是非常合格的。

此时，在老师的精神面前，作为曾本人和朝野公认的“接班人”，他必须作出表态，即像现在重要人物追悼会强调“继承革命意志”一样，宣示将老师的事业发扬光大。这样，我们可以告慰曾老师的在天之灵，也可以向这些老师的亲属、作出交代。

第一部分是“私有”，第二部分是“公有”。作为疆臣的领袖，我对曾国藩做了一个评价。

俞樾挽联的主旨与李鸿章大相径庭；

一个是宰相，一个是真正的将军，当代的郭汾阳，惊讶于这个梁不好；

为世界悲哀，为后世学问可惜，为宋悲哀，从此将唱落花诗。

第一部分很容易理解。像其他推动者一样，它对老师的功绩做出了很高的评价，将其与郭子仪相提并论。能出去就是将军，进了就是亲戚。先生之死，犹如朝廷栋梁之毁。

下一个环节便道老师对他的恩情。大臣死了，为世人哀悼。然而，曾国藩不仅是一位立下大功的大臣，还是一位学者。他死在了自己的岗位上，无法为以后的学习写更多的文章，解释更好的道德。“悲歌徐工，从此谁来赞落花诗”指的是俞樾一生中最自鸣得意的故事。

道光三十年(1850)，29岁的俞樾尝试。此时他的身份是“贡士”，然后还要经过皇帝主持的礼部进士考试的复试，才能成为进士。虽然“龚氏”成为“秀才”，不会有人被淘汰，但和排名有关。当然，龚氏很重视。期末考试的卷子是专业人员抄写的(以免考官认出考生笔迹作弊)，但是复试和宫考，考官看的是考生自己写的卷子，所以写范文很重要，很难在漂亮端庄的考生中排名。俞樾的模法并不好——从此以隶书出名。

但复试时，时任礼部侍郎的阅卷官曾国藩力劝俞樾为第一。还有考官说，这位考生的文章确实不错，但恐怕是“永久结构”，就是考前背了几篇已经完成的文章，考试时碰巧遇到了题目。曾国藩反驳说，文章可以构造，诗歌(即试帖诗、考三门、必考)不能构造。诗名为“轻烟疏雨落花”的五言八韵诗。曾国藩对俞樾的诗特别欣赏，尤其喜欢他诗中的第一句“花尚在春”，认为“唱落花无衰意”格调高，所以预言“再有一日，无有量”。

徐工，字宋瑶，宋代大诗人。他和弟弟宋祁齐名，和柯登帝齐名，哥哥是状元。兄弟俩都写过落花诗。宋祁诗中名句“飞为回舞，已坠半妆。”曾国藩读俞樾的诗，说“花落在春”和这两句话差不多。宋玉有言:“沛解临江之失，金谷危楼达之地。”

俞樾殿试，复试第一名，第十九名进士，被任命为国子监庶吉士。曾夸奖他的话出来后，他当然感激。不过，这个人和郭松涛有些相似。他学习好，文笔好。当他不擅长做官的时候，他在河南做政治学者。被御史弹劾后，回到江南，潜心读书。为了表达对老师的感激之情，他的书房被命名为“堂中之春”。现在老师去世了，谁能唱《落花》这首诗？

俞樾后来刻了一个“努力写作”的印章，放在他的图书室里。他的“绝望”不是玩笑。他一生研究诸子、训诂小学、小说笔记，著述颇丰。其作品汇编为《厅中春光》，共500余卷。-不仅仅是一本书。

在曾国藩的门生中，李鸿章和俞樾算是两个长寿的学生。1901年李鸿章去世，享年79岁，但他是在屈辱和苦难中死去的。他刚刚主持了与占领北京的列强的和平谈判，签署了《辛丑条约》，再次为满清王朝的最高统治者背黑锅。俞樾活到了1907，享年87岁。那时候真的是很漫长的一生。李鸿章死后，俞樾为他写了一首悲愤交加的挽歌:

一臣轻于世，使当年长镇吉祥，义和团必消；

八十岁的翁在庄岁时完成了他真正的精神生涯，并前往乐府，因此他不能再逮捕贾。

第一部分说李鸿章个人危在旦夕，但也为李鸿章感到委屈，为清朝感到惋惜。甲午战败后，世人都把责任推给了李鸿章，他被派到广州做两广总督，远离政治中心。但是国家大事被一堆亲戚贵族把持，现在出现了义和团乱局。俞樾认为，如果李鸿章继续担任直隶总督，镇守两个都城，以他的学识和能力，“庚子事变”就不会发生。

第二副对联是两人的友谊。俞樾进士，李鸿章三年，同年乡试中选(1844陈佳科)。所以我回忆“风华正茂与月宫同行”，也就是当年月宫荣登桂冠。眼看60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距离第二次陈佳乡试还有3年时间，但李鸿章已经过世，没有“再抓甲子科”的福气了。

明清两代极其重要。如果一个士大夫在进士60年后，经宫廷考试公布名单后仍然健在，他将被邀请“重游琼林”，并参加皇帝为新进士举办的“琼林宴”。

你想想，如果60年前，一群B家的学者和B家的老学者聚在一起，那该是多么盛大的场面。乡试后，举人聚在一起的宴席称为“明路宴”。六十年前，科举考试仍然活着，鹿鸣将被邀请参加一个新的宴会。一个人能第二次参加琼林酒席和明路酒席，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十八、十九、二十岁就应该是个早进士；第二是活得够久。

李鸿章“再也抓不住贾”了，俞樾有此福气。1904，也就是84岁的俞樾还活着，不仅参加了当年的明路宴，还被翰林重编。——咸丰二年被授予庶吉士翰林编审。有几个读书人能有这样的人生经历？

在曾国藩的对联中，还有一个作者不能不提，这个人和曾国藩的关系相当复杂。他既不是普通的门生，也不是同辈的朋友，勉强可以算是曾经的客人。这个人就是王闿运。

这是一个非常不安分的主。他研究了一辈子帝王之术，到处叫卖，却毫无效果。这个人很有天赋，但是性格不好。他狂妄自大，善于语出惊人。他不在乎人们是否评论时事，是否刻薄可笑。

王闿运，湖南湘潭人，本名任丘，字向奇。这位先生一生都是举人，他将多次试图在孙山失去他的名声。早年，他是北京权臣肃顺的老师。后来，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共同发动了“辛酉政变”，除掉了肃顺等大臣。

此后，王闿运一直游走于江湖之间，或与达官贵人打交道，或参加幕布，或在书院讲学。他曾经短暂的做过曾国藩的屏友，但是这个人是个骗子，不是那种老老实实做秘书或者参谋的人，和曾国藩相处也不好，只能另谋高就。据说他曾劝全副武装的曾国藩称帝，北伐京师。一度被斥为傲慢。可见他并不认识曾国藩。曾翰林出身，一生守长子名分。他真的不可能冒着毁掉一生荣誉，可能失败的风险去叛逆。

王的挽联对曾国藩的评价远不及其他友人和学生；

在他的一生中，霍和张书都是伟大的，不同的世代有不同的贡献，所以他决定只传承几个方面；

经学在纪和坚、阮仪征就上去了，死得太早了。龙蛇讨厌礼堂里的书。

第一部分说曾国藩一生自诩为霍光、张，但时代不同，功勋不同，曾家除了分配反贼的策略，什么也没留下。第二部分肯定曾国藩在经学方面的功夫超过清代前辈纪晓岚、阮元，但可惜他死得太早，未能留下更多著述。第一部分激怒了曾政府。学者论事，纸上谈兵，看人不难。横扫十余省的太平天国，划界有多难。如果张出生在六十年后，他可能无法平定李自成和张。此外，霍光和张死后，家族被朝廷清算。在葬礼上送这样的对联，不碍事吗？底线感叹“龙蛇恨堂书”，对曾国藩忙于政治而疏于学习也有隐隐的鄙夷。曾国藩不像纪晓岚的乾隆朝那样太平。42岁，一个人开始从书生变成将军，整天行军打仗。

东南划界后，曾出任首任大臣，面临内忧外患。对大清来说，他油尽灯枯，能有多少业余时间去读书，取得这样的学术成就，就是和曾国藩一样勤奋。香奇先生毕竟是疯了。这种挽歌式的散文自然是好的，只是世间所缺。

最后，作者认为有必要提一下皇帝送的挽联，他是当时最受尊敬的人。同治皇帝的两副挽联是:

首先:

这一代是完美的，第一东南，第二西北；

作为一个60岁的老兵，他名扬海内外，忠于古今。

第二:

功在国，德在民，名在天下；

做将军，做相，做神。

这两副挽联应该是翰林院词部尚书为年轻皇帝所拟。官方的语气，稳扎稳打，不需要什么老经典，语言只能说平庸。但这是最高统治者的评价，是真正的“最终决定”。尤其是曾国藩的“为将军、为相、为神”，用通俗的语言来说就是“党和政府高度评价曾国藩同志的伟大一生”。这两副普普通通的挽联，比起那些“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军事家”之类的，飘逸温驯，更不用说，还更有人情味。(十年砍柴，《吊问人生，无非人情(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