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现象的启示
“于丹现象”在今天的中国出现绝非偶然。
传统文化在中国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焦点，维持着一波又一波的热度:且不说颜崇年、易中天、刘这些和人气差不多的人，更不用说社会各界对青少年该不该“读经”的热切讨论，报纸上对中国文化是否需要复兴的争论，以及“青春版”昆曲的流行。更不用说一些人自发公开给中小学生讲传统文化的“一站式学校”，以及北京大学出现的以推广汉族服饰为特色的“汉服俱乐部”了...种种迹象一再表明，中国的传统文化热正在当代中国悄然兴起。
从于丹，从上述迹象中，细心的人可以读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一些蛛丝马迹。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浪潮带来了器物乃至制度层面的“融合”，但也日益凸显了文化认同和根源意识。“我是谁”的问题迫使每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个体不仅要依靠任何纯粹的外来文化来确立自己，而且要深入到自己的文化传统中去，从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当代世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存在单位的世界。一个国家要自立自强，需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需要发掘自己传统文化的瑰宝。在日益繁荣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支撑我们和平崛起的重要精神资源。
我们不能把所有的功劳都归于传道者，因为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容构成特点已经具备了这种现代性的潜力。历史学家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一个看法: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因素大多可以在中世纪的“传统”中找到。中国也不例外。虽然古代典籍中的民本思想不能等同于我们今天提倡的“以民为本”的治国方略，但它们有着相同的基础，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邀请孔子到现在，将古代经典与现代精神相结合，是“于丹”标本的重要启示。当然，探索传统文化的现代性，需要在更高的层面上有一个更具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设计和把握。于丹尝试贴近大众的接受特征，世俗化甚至娱乐化，这固然是好的，但不能说这是最好的方式，当然也不是唯一的方式。普通大众对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尤其是在物质丰富但精神相对贫乏迷茫的当下，人们更渴望及时雨露滋润心田。有人说，于丹为公众提供了一剂“心灵鸡汤”。于丹的受欢迎程度反映了人们的心灵缺乏某种安慰，他们的精神有些饥渴。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的领导下，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是有目共睹的；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在上升，两者之间还有很大差距，这一点不言而喻。中国大多数人越来越富裕，不再为温饱发愁，忙着买房、买车、休闲、消费。然而，市场的繁荣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并不一定带来人们精神上的充实。人文精神是社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如果缺乏，一定会影响社会发展的和谐，最终影响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有学者批评于丹将《论语》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认为她只是一个有着一些朴素道理的励志故事，不足以形容大师之道的博大精深和学问的丰富。这个批评很有道理。但也有人为于丹辩护，说用圣人的道理，用小故事煨出来的汤，虽然浅显，但对普通人来说更过瘾——因为这样的解读，可以启发生活中遇到一些实际问题的人，用与人交往的经验来印证，抚慰受过创伤的人的心灵。一位老先生总结得好:于丹讲解的《论语》，说到底是在讲三个关系，即人自身、人与社会的关系。世界上，没有这三种关系，你还会遇到什么？不，不能再有了。
人文精神说起来似乎很宏大，但从根本上说，以下几个基本问题不容忽视:第一，人怎样活着才能获得幸福；第二，人应该如何处理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第三，人为什么活着，怎么活着才有意义...一句话:人如何才能成为健全而充实的人。
于丹演讲中的人文主义光芒是从《论语》中借鉴来的。这些基本问题，古人早就遇到过，古代圣贤经过思考也做出了自己的回答。这些答案虽然不是可以复制的现成答案，但却有很大的跨时空价值，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思路，一个参考，一些建议。从历史上看，《论语》一直是中国人修身养性、齐家治国的工具书，除了“治天下一半”的政治和学术目的。
从“于丹现象”也可以看出，人文建设离不开“自我寻求”。于丹讲座的开场，就像用一把钥匙打开了人们心中那把被遗忘已久的密码锁，再次唤起了人们心中那种朦胧的存在，不用说建筑，建筑本身就在其中。
当然，仅仅在“心灵鸡汤”的世俗层面呼吁人文精神是不够的，把人文关怀看得太容易、太简单。我们需要思考真善美的问题，追问终极价值，坚持理想信念，尊重人的价值、尊严和责任...可以说其内涵非常丰富。
“于丹现象”也反映了如何向公众普及有价值的思想资源的问题。当然，前沿学术研究至关重要，突破性发展对学术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如果能尽可能地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而不仅仅是圈子里二三儿子的事业，似乎更有价值。传统经典的意义不仅在于学习中的传承、研究和鉴赏，更在于如何在更大范围内应用和推广。过去，传统戏曲、评书部门在流传和娱乐大众的同时，也在客观上向文化程度不高的普通大众普及了“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和历史知识。通过一个又一个故事，这些故事往往是家里的短，或是一个英雄美女，或是一个奇幻恶魔，完成了文化体系自上而下的渗透。我们不应该低估这些普及的意义。
还需要提到的是，一个通俗讲解《论语》的节目会引起如此火爆的反应，这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好的一面是，我们可以看到人们不满足于平凡的生活，对精神生活有着热切的追求；需要警惕的是，这种偶像化般的追求，似乎并不等同于真正的精神建设。3分钟热度后，往往会回到过去。于丹在评论“于丹热”时曾说，“我担心里面有浮躁、嘈杂、泡沫的东西，升温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意味着骤冷，我们无法忍受这种非理性的疯狂。”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文化普及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有人说于丹成功的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故事的方式。朱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所有高校的报告厅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别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就叙事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二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像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不会有距离，不会有隔阂，不会有居高临下，不会有攻击性，不会有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一样，故事里的历史人物和英雄也一样。和他们一样，他爱听你说话。”他还阐述道:“能不能吸引观众去看传统文化的内容，让学者用非学术语言讲学术内容？”说得更直白一点，你要用人类的语言说话，不要用书本，不要用官腔。"
于丹尊重大众传播规律，运用恰当的方法和技巧，以普通人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传播，这是她的讲座走红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现实、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媒体贴近受众、吸引受众的必由之路。要接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为“初中文化水平”，这是基于对观众的深刻理解。制片人万伟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意味着为初中毕业的知识水平的人服务。其实只要走出你所学的学科，其他学科都是初中水平。比如你学物理，历史对你来说就是初中水平。”多么复杂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再次体会到了“三贴近”的力量。
于丹的成功，方法和技巧固然重要，沟通工具也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踩在了一个“巨人”的肩膀上——这个巨人就是央视，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一定的“垄断”地位。正是主流媒体电视的巨大影响力，为于丹创造了一个上升的浪潮。
没有电视，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仅仅依靠电视也是不行的。7天讲座后，报纸、杂志、网络...现代媒体纷纷效仿，各显其能，将于丹热推向更深层次。纸质媒体易于阅读、携带和深入分析，电子媒体容量巨大，注重互动，特别方便公众参与。至于中华书局对《论语》的即时抨击，一经出版就创下了“全国第一”，可见纸媒的独特魅力。
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具有巨大的力量，在文化普及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传播学中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往往可以凭借影响力引导人们的注意力，从而为民众制定“议程”。媒体虽然不能决定公众怎么想，但可以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强大的影响力。
必须强调的是，方法和工具固然重要，但所承载的内容才是关键和核心。一方面要重视技术，一项新技术往往会对社会产生深远的影响——比如互联网的快速发展甚至会带来认知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深刻变化，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学习，迅速了解和掌握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不落后于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