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438+10月4日，贵州大方县委全体会议讨论同意中共大方县人民政府党组关于撤销大方县设立大方区的请示。同日，太原市政府网站发布《太原市人民政府关于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22年，太原市所辖清徐、阳曲“撤县设区”全面完成。

次日，《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印发，提出“优化行政区划设置，提高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综合承载能力和资源优化配置，实行扁平化管理，形成高效组织体系”。

这是继今年8月召开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提出“增强中心城市、城市群等具有经济发展优势地区的经济和人口承载能力”后，中央层面再次对中心城市、城市群做出规划和安排。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扁平化的组织体系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方面。”中国区域经济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姚晨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目前行政体制层级多，传导效率受到制约。未来可能调整市县一级，减少传输消耗，提高行政效率。

北京交通大学中国城市化研究中心主任赵建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已经进入都市圈发展阶段，都市圈是经济发展的引擎。但目前存在行政区划面积倒挂的问题——一些人口多的城市行政区划面积小。大都市承载能力不足，无法发挥作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比如深圳与东莞、惠州等周边地区联系非常紧密，但行政区划会把城市之间的发展割裂开来，包括交通基础设施规划、财政收入分配等。”

6月165438+10月11，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撤县设区领导小组办公室工作人员在接受时代周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撤县设区有利于大方的经济发展和老百姓，有利于加快融入毕节市，巩固扶贫成效，也有利于拓展城市空间，促进产业和人口集聚。“根据之前各界的评论，大方90%以上的人支持撤县设区。”

但是撤县设区的工作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层层上报。上述工作人员透露，今年大方向地级市上报撤县设区材料后，将按程序上报各省和国务院，最快也要到明年年底才能落地。

许多地方被指责“领导作用不足”

今年年初，优化行政区划调整被列入各级民政部门2019年度重点工作。民政部公布的6月5438+10月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批准江西省上饶市上饶县改革、黑龙江省宜春市辖区综合调整等5项市县调整，安徽广德、湖南邵东等6个市批准撤县设市，从而推动浙江龙岗撤镇设市。

与此同时，更多的城市开始进行行政区划调整的前期工作，大部分省会城市撤县(县级市)设区。比如今年四川成都新津县正在按程序推进撤县设区。简阳这个被成都管了三年的县级市，今年也开始了撤市设区的准备工作。5438年6月+今年10月，陕西省Xi市周至县召开撤县设区领导小组第一次工作会议，迈出撤县设区的第一步。去年2月，河南省郑州市提出，优先完成中牟、荥阳、新郑县(市)改革，尽快实现全域城市化。

国家发改委城镇中心副主任乔润令在今年7月的2019县域经济创新发展论坛上表示，改革开放以来，全国有100多个县，90%集中在近几年，大部分集中在东部沿海省市。上海、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的县数接近总数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早在上世纪90年代，副省级城市武汉就已经实现了“无县”。截至目前，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南京、苏州、青岛等地已全部“无县”。

为什么以省会为代表的大城市要积极进行行政区划调整？姚晨分析，省会城市是一个地区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对全省经济具有引领和辐射作用。“如果省会城市比较弱，就很难发挥引领作用。”

2018，11 10月，十九届中央第一轮巡视整改进展公布，多个城市被点名为“引领作用不足”，具体措辞包括“引领作用不足”、“省会作用不足”、“中心城市作用不足”。这些城市包括山东省的济南和青岛，福建省的厦门，辽宁省的沈阳和大连，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和江苏省的南京。

“扩大城市区域后，可以增加承载量，让都市圈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引擎。同时可以接纳大量农村人口，在资本下乡的推动下发展农村规模经济，助力脱贫攻坚。”赵建分析，大都市区以大城市为中心，辐射周边地区，一般不超过2万平方公里。根据日本的经验，未来中国应该有20个都市圈，每个都市圈的人口应该在2000万到4000万之间。

关键在于配套金融制度的改革。

一般来说，县作为一级行政组织，财权和人权相对独立。通过行政区划调整改为区后，其行政自主权和发展规划权将上升到地级。对于辐射能力强的省会城市来说，撤县设区可以拓展发展空间，对于撤县设区也是很大的发展机遇。

2018 12，山东省会城市济南与莱芜市合并扩容。根据国务院批复，撤销莱芜市，所辖区域划归济南市管辖，设立济南市莱芜区和钢城区。

区划调整后，莱芜区定位为省会副中心，新旧动能转换先行区的“南翼”。“上半年，来莱芜考察洽谈的客商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一倍多。全区洽谈进口项目192个，总投资983亿元。”莱芜区副区长李秋超9月说。

与辐射能力强的省会城市不同，普通城市的县改区并不容易。2013年5月，浙江湖州下辖的长兴遭到当地舆论的反对，计划最终搁置。多数分析认为，这与长兴经济发展好于湖州，湖州辐射能力不强有关。

“县划区后，中心城区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另一方面，县级的权限肯定也有了收获。有些地方撤县设区后，过去的一些优势和活力就消失了。任何行政区划调整都需要权衡。”姚晨分析道。

姚晨指出，扁平化管理还有一个思路，就是适当放权，把权力下放到基层。比如给一些大镇县级权限，有激发地方自主权和活力的好处，但也有一定的风险。“如果权限过重，也会影响整体效率，会出现条块分割和重复建设，整体去中心化倾向增加。因此，关键是要进行配套的金融体制改革，否则各地还是会围绕提高自身财力来发展经济。”

赵建认为，此前严格限制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人口和用地规模，增加中小城市和县城建设用地供应的政策，导致了土地资源的空间错配。他建议，要提高城市群经济水平，以特大城市为中心，重点发展20个左右的都市圈，充分利用集聚经济优势，使都市圈成为创新企业的温床。

这会导致“大城市病”吗？赵建认为，发展都市经济应该打破“大城市病”恐惧症。人口多、密度高并不是交通拥堵等大城市病的成因，而是城市治理能力低、轨道交通发展滞后。